在「三年零八個月」的淪陷歲月中，香港市民生活在吞聲忍語的環境下，只能靠個人的意志、家庭的支持，以及朋輩的關懷苟為度日。探討日治時期的休閒生活，除了能呈現出處於「無常」的困境，市民如何「如常」地生活，又如何借助「休閒」活動來排遣心中的愁悶和哀痛外，也能從側面道出日治政府為了營造出歌舞昇平的假象，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，使人錯覺香港市面運作如常。

本書透過歷史檔案、日治時期的報刊、口述歷史訪問，以及自傳筆記等歷史文獻及其他有關資料，深入考察日治時期香港的體育活動、飲食文化、情色事業、文化活動及相關法規。人間光影，記憶刻痕，也許上述種種，能將淪陷時期的真像更立體地呈現於讀者面前，為香港淪陷歷史補白填空。

譯者介紹

劉潤和序──濁世消磨

前言



第一章  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

淪陷前後香港人的生活面貌

居港日人的生活狀況



第二章  體育活動

各式各樣的球類活動

別具象徵意義的賽馬活動



第三章  社交活動

暫且忘憂的茶聚聯誼

塘西變貌  風月猶存



第四章  文化活動

電影內外的政治意識

政治播音筒──廣播

「如常」舉辦文娛活動

被收編和監控的報章雜誌



第五章  日治時期消閒娛樂的法規

日治時期消閒娛樂的法規



結語

附錄一　區域名稱

附錄二　主要街道名稱

後記

參考文獻

序



濁世消磨



日治時期的歲月是一個濁世，而濁世即風雨飄搖的亂世，一如繼屈原之後的《楚辭》大家宋玉在《九辯》中說的「處濁世而顯榮兮，非余心之所樂」的世代。本書名為《濁世消磨》，其中指意，顯然是 「濁世」 催生了「消磨」現象之意，那麼「消磨」一詞又作何解說？



「消磨」一般有三種說法，都與本書有關。首先是「琢磨」，即思考、探求、發掘、研究的意思，這方面的功夫由本書作者替我們完成了。由於其中涉及的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主題：日佔時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面貌，題材既少學者觸及，應屬開創之作，資料更是分散而難以掌握，是作者以極大的專注力，例如從整個日佔時期的《華僑日報》及《香島日報》中把相關的材料逐日摘錄而來，最後寫成此書。因此作為讀者，我們應該感謝作者所費的心力與耐性。



「消磨」另一說法是消耗、磨滅、耗盡，特別是指個人的意志、精力方面而言。有人以為世上最大的折磨就是志氣消磨淨盡，沉淪不起，處於本書特定的時空之中，就正好有如此的一個典型例子：汪精衛。汪精衛年輕時滿腔熱血，為反清而不惜投身革命，晚年卻志氣消磨殆盡，成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名最典型的賣國漢奸。



若以任何人出賣國家主權就是賣國漢奸作標準而論，汪精衛當然是漢奸，因為他以行動證明了這一點，與日本簽定《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關於基本關係的條約》，承認了滿洲國的獨立。滿洲國位於中國的東北三省，自1368 年明朝建國以後，就是中國的領土，因此任何承認東三省獨立，即等於出賣了國家的主權與利益；就算不談條約內其他出賣國家主權的細則，單以此點就足夠證實汪精衛的漢奸身份。



中日開戰之後，兩國曾舉行過多次秘密和談，奔走其間的就有高宗武、陶希聖二人，最後當知道和談結果將與賣國無異時，兩人雙雙逃離汪精衛集團。根據代表日方談判的犬養健的回憶，高宗武曾說過，他個人受甚麼屈辱也可以，但不能實際淪為漢奸。陶希聖是胡適的學生，在寫給老師的信中也透露了同樣的心聲。



當時汪精衛提出「和平、反共、建國」的政治綱領，主張推動停止抗日的「和平運動」，與日本共存共榮，並為了配合宣傳「和平運動」製造輿論，更組織了「和平文藝」，又稱「和平文學」或「和平建國文藝」陣營，而這個運動在香港的宣傳中心就是《南華日報》。從《南華日報》刊登的文字而觀，「和平文藝」陣營中的主要作者包括娜馬、陳檳兵、李志文、李漢人、蕭明及羅玄圃等人。既是同路人，他們所走的消磨志氣道路，當然與汪精衛的無異，稍有不同的，或許只是程度深淺之不同，大概尚未至一沉到底而已。



戰前不少文藝工作者都反對親日主張的「和平文藝」論，戴望舒、葉靈鳳就是其中兩個例子，但於日治時期，為了苟存性命於濁世，及為了生活，也難免走上同一消磨志氣的漢奸路途上。話雖如此，由於葉靈鳳始終沒有片言隻字交代過這段歲月的經歷，我們懷着對他至深的同情與敬意，才說了上面「為了苟存性命於濁世，及為了生活」的結論，其實單看一些他當時刊於《大眾周報》的社論及小說評論如〈中國人之心〉、〈騎虎果難下乎〉、〈聖戰禮讚〉等等篇章（參看盧瑋鑾、鄭樹森主編，熊志琴編校：《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—葉靈鳳、戴望舒合集》，頁44–46、頁50–52、頁74–75），其中的漢奸嘴臉實在難看，而他所負的漢奸污名，...

前言

1941年12月25日，港督楊慕琦在半島酒店簽署降書，標誌着英軍戰敗，英國統治香港亦告一段落。三天後，日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頒佈了〈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號〉，並於翌日午後成立軍政廳，取代「軍戰鬥司令所」，香港正式進入日本統治的艱苦歲月。

「日治時期香港」是一個特別課題，歷史學者曾在這「三年零八個月」的時空內進行不同範疇的研究。西方學者普遍專注在香港保衛戰的部署和成敗、戰俘營的生活，以及敵後工作等課題。日本學者則研究日本的殖民統治模式和金融政策。中文著作方面，基本可分成以下數個範疇，研究成果非常充實：

18天的「香港保衛戰」：高添強的《香港戰地指南：1941》；邱逸、葉德平、劉嘉雯著《圍城苦戰——保衛香港十八天》；鄺智文、蔡耀倫著《孤獨前哨——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》和劉蘊遜的《烽火十八日》。

淪陷時期生活記錄和自傳：薩空了的《香港淪陷日記》；陳君葆著，謝榮滾主編《陳君葆日記》；不平山人著《香港淪陷回憶錄》；陳潤培的《香港淪陷親歷記》；唐海的《十八天的戰爭：香港淪陷記》；鄭瑞梅的《香港脫險記》和羅翼群的〈港變日記〉。

日佔時期的香港：關禮雄的《日佔時期的香港》；葉德偉等編著《香港淪陷史》；劉智鵬、周家建的《吞聲忍語——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》；高添強、唐卓敏編著《香港日佔時期，1941年12月－1945年8月》；陳智衡的《太陽旗下的十架——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（1941－1945）》和張慧真、孔強生的《從十一萬到三千——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》。

敵後工作：陳瑞璋的《東江縱隊——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》；徐月清編《活躍在香江——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》、《戰鬥在香江》；香港里斯本丸協會編《戰地軍魂——香港英軍服務團絕密戰記》。

淪陷地區的生活史

不同的研究領域內，淪陷地區生活史應最能反映日治香港的社會變化。淪陷歲月，市民多被形容生活在「水深火熱」之中，市面往往被形容為「一片寂靜」，商業活動「完全停頓」。理論上，一個地方縱使環境惡劣，市民大眾仍得繼續「生活」，皆因人為求存活，仍會想盡辦法解決眼前的困境。淪陷期間，人既要為生存而活，也要為生活而活，當中的「活」是生命的延續。生於亂世，生命更見寶貴，每一天能活着已屬萬幸。人們生活在吞聲忍語的環境下，只能依靠個人的意志、家庭的支持，以及朋輩的關懷來排遣心中的愁悶與哀痛。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互動，產生了商業、文化活動，當中還包括「消閒」活動。

淪陷區的「消閒」活動有着它獨特的模式，根據L.P.Sinel的TheGermanoccupationofJersey:adiaryofeventsfromJune1940toJune1945一書的描述，澤西島（Jersey）的居民在德佔時期，在鐵蹄下過着艱苦的生活，但仍然安排一些休閒活動來消磨苦難歲月，例如排演話劇、舉行足球比賽、閱讀等，民間團體正是透過這些文化活動來加強居民的聯繫，令困苦的生活得到心靈的慰藉。此外，駐守當地的德軍亦利用一些文娛活動來粉飾太平及籠絡人心，最常見的是播放電影和舉辦演奏會。以上種種，在日治香港時期，又曾否出現？
香港位處華南一隅，居民多是祖籍廣東，他們的思想、教育、文學藝術、建築、工藝、方言和飲食習慣等方面，均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。因此，傳統的「消閒娛樂」亦不例外，例如香港人喜愛的飲茶品茗、觀賞粵劇、粵樂等等都是嶺南地區的特有文化。香港自開埠以來，英國殖民政體也間接輸入大量...